我认识沈砚七年，他是个连吃饭都讲究效率的法学学者，曾皱着眉对我说“挑鱼刺的时间成本太高，不如不吃”。

可现在，他把挑得干干净净的鱼肉给了另一个女孩。

导播室里的暖气很足，我却只觉得冰冷。

包里的孕检单被我攥得发皱，边缘几乎要刺破掌心。

我没有回拨电话，也没有歇斯底里地质问。

我推开大楼的玻璃门，走进了北京漫天的初雪里。

冰冷的雪花落在脸上，让我的思绪不受控制地飘回了七年前。

七年前的初雪，我们相识相爱。

那一年，我还是个刚入行的新人主持，而沈砚已经是政法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，是被请来电台做普法特邀嘉宾的。

那天也下了很大的雪，我因为念错了一份重要稿件被领导痛骂，一个人躲在演播室外的楼梯间里偷偷抹眼泪。

是沈砚递给了我一张纸巾。

后来，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

我发高烧，他在我的出租屋里守了一整夜，手里还拿着一本厚厚的《民法典》；

我被人恶评网暴，他动用自己的专业知识，有理有据地帮我发律师函。

求婚那天，没有玫瑰和烛光，他只是拿出了一份自己拟定的婚前协议，以及他名下所有的财产证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