县医院急诊室昏暗的白炽灯刺得我睁不开眼。

穿着白大褂的大夫按压着我的小腹，眉头紧锁：“家属呢？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孕囊已经掉到宫口了，大出血，必须立刻做清宫手术，赶紧让家属来签字！”

“没有家属。”

我听见自己的声音，飘渺得像是一阵随时会散的烟，“大夫，我自己签。”

护士有些不忍地递过手术同意书和一支钢笔。

我握着钢笔，指尖因为失血和剧痛而止不住地颤抖。

沈裴之走前说，别用这种拙劣的装病把戏逼他妥协。

他是个笃信证据的法学教授，可面对我的求救，他连看一眼我裤腿血迹的耐心都没有。

麻药推进静脉的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无比轻松。

再醒来时，已经是下午。

病房里很安静，隔壁床的大姐戴着老花镜，念叨着手里那份刚印出来的《市晚报》。

“现在的播音员心肠也太歹毒了，为了节目出风头，居然在大喇叭里逼迫一个清白的女大学生！这大学老师登报骂得好，这种作风有问题的广播员就该开除公职......”

我迟缓地转过头。

隔壁床大姐手里的报纸背面，醒目地印着一个大标题：《政法讲师公开维权：严惩无良播音员造谣诽谤》。

版面正中央，配着一张黑白照片，照片里那个清冷矜贵的男人——正是我的丈夫，沈裴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