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极致到近乎偏执的谨慎作风，同样贯穿在他对北大博士招生关键环节的安排上。

他早已料想到，若能通过初筛，面试或进一步联系的通知，极大概率会通过电话进行。

若按某些戏剧化的蹩脚桥段，可能会将联系方式留成岩台缉毒中队的公开电话，弄得人尽皆知，平添波折；

或是留高育良家的电话，然后不幸被吴惠芬接听，甚至被恰巧在场的梁璐听闻，又会横生枝节。

在他看来，这种“咎由自取”的磨难毫无意义，是成熟政治家必须避免的低级错误。

经过两个月的相处观察，他基本确认了震旦大学那位年轻讲师沈毅的人品与可靠性。

于是，他坦诚相告了自己的部分计划与顾虑，获得了沈毅的理解与支持。最终，他留给北大招生办的联络方式，是震旦大学经济系办公室的电话，并明确注明由沈毅老师转达。

在这个固定电话为主流的年代，由他人转接通知是常态。他与沈毅、高育良之间，已然形成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保密链条：沈毅接到北大通知后，会拨打高育良的系主任办公室电话，确认环境安全后，再告知情况；高育良则会通知祁同伟，由祁同伟择机在安全环境下，主动给北大回电。

就在他将推荐信与论文寄出整整二十天后，午后，他接到了高育良的消息。来到办公室的电话房，高育良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稳，听不出太多情绪：“同伟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”

祁同伟放下电话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又拨出去一个电话，大声聊了几分钟，便离开了电话房。他知道，决定他能否跳出汉东这片泥沼的第一个关键回音，或许已经到了。

整理了一下衣着，祁同伟神情恢复了一贯的沉稳，迈步向汉东大学政法系的方向走去。

祁同伟来到高育良的办公室，谨慎地环顾四周后，走到墙角的留声机前，熟练地选了一张黑胶唱片放上。悠扬的爵士乐在办公室里缓缓流淌。

高育良见状不禁失笑："你这是来我这抓特务来了？"

祁同伟微微一笑："老师，小心使得万年船。"

高育良不以为忤，正色道："说正事。北大的李一清教授亲自来电话了，要你五天后去参加面试。"他顿了顿，语气中带着几分赞许，"真不错，竟是李教授亲自致电。往常这类事务都是招生办联系，这说明李教授对你很感兴趣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