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县医院大门的。

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里，我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手工毛衣。

我想坐公交车。

可当我在寒风中哆嗦着摸向棉衣的内兜时，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。

连买一张两毛钱车票的硬币都没有。

我愣住了，迟缓地想起，我放在堂屋抽屉里的存折，还有平时放在饼干盒里的零钱票证，全都不见了。

在这个家属院，能进我屋子拿走这些的，只有一个人。

我爱了七年的丈夫，沈裴之。

我收回冻僵的手，没有哭。

我咬着牙，迎着漫天暴雪，一步一步徒步走回了筒子楼的家中。

推开木门的瞬间，那股熟悉的雪花膏香气扑面而来。

可这曾经让我无比眷恋的气息，此刻却让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几乎想要干呕出声。

进门时我才看见，沈裴之端坐在堂屋的桌旁。

他的对面，坐着两名同样穿着中山装的政法系干事。

桌中央，还放着一台笨重的录音机，红色的录音键正处于按下状态。